2003年7月26日，日本参议院又强行通过了《支援伊拉克重建特别措施法》并宣布立即生效，迫不及待地为日后主动对别国采取军事行动做法律上的准备。
根据《支援伊拉克重建特别措施法》，自2004年3月起，日本便向伊拉克派了近千名自卫队员参与在伊拉克的“维和行动”，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日本首次向作战区国家派遣大规模武装力量。
2004年3月9日，日本又通过了针对发生战争和恐怖事件的7项新法案，并要求国会审议通过。这7项法案规定：当日本进入紧急事态后，地方政府要为美军作战创造条件；自卫队要向美军提供人力和包括武器弹药等在内的物力合作；首相有权下令将机场或海港等设施优先提供给自卫队使用；为限制向外国军队提供武器等，政府有权要求海上航行的外国船只停船并接受检查，甚至强迫其返航等等。此外，日本还准备通过修改《自卫队法》以扩大自卫队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在法理上，日本配合美国军事行动的一个个“特别措施法”实际上早已突破了宪法的限制，使和平宪法形同虚设；在行动上，日本所谓“国际贡献”的内容已从出钱出物发展到出人，不惜流汗，甚至不惜流血。尽管旗号都是维护和平，但这依然引起世界特别是亚洲国家的普遍关注。因为，联系日本对外扩张的历史及其否认历史事实的现状，人们有理由担心：其在有和平宪法限制的情况下尚且如此，一旦通过修改《宪法》成为“正常国家”，其军队规模必将进一步扩大，凭借其先进的科技水平和雄厚的经济实力，军事装备也将进一步发展，加之近年来日本国内军国主义思潮抬头，对历史问题不能正确认识，一旦时机成熟，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举动。
◆ “先发制人”
事实上，日本实现“正常国家”化的核心目的，无非就是要使其武装力量成为“国际化”军队而不仅仅局限于“自卫”。换句话说，就是要让自卫队堂堂正正地走出国门。
早在美国实施“先发制人”前，日本就已制定了对其他主权国家进行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计划。1993年，朝鲜成功发射了“劳动”导弹，日本航空自卫队就秘密拟定了对朝鲜导弹基地实施空袭的作战计划。朝鲜核问题发生后，“先发制人”四个字更是频频从日本政要嘴中喊出。2003年5月20日，小泉首相在国会第一次宣称，“自卫队实际上就是军队”，可以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所谓的“先发制人”，就是只要其主观上认为自身安全受到威胁，就可以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消除这种威胁。小泉的话已经直白地道出了日本想要“正常国家”化的实质内涵。
2004年3月24日，日本防卫研究所发表了2004年版《东亚战略概观》，正式提出了令人瞠目的观点，即为了自卫，日本可以采用“先发制人”的手段对敌国的导弹基地进行攻击。《东亚战略概观》主要将朝鲜作为假想敌，认为如果朝鲜着手以日本为目标的弹道导弹发射准备，日本就可以“先发制人”，对其导弹基地进行攻击，并认为这在法理上是可行的。
自美国开始运用“先发制人”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后，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社会对此似有默认之倾向。尽管日本这种“先发制人”安全战略是在朝鲜核危机的背景下提出的，表面上看是出于其自身安全考虑。但是，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的这种安全战略，从整体上看是针对整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这种安全战略必将造成一些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的心理恐慌。当今日本的综合军事实力居亚洲前列，海军力量之强大在亚太地区仅次于美国，陆上自卫队的人数甚至超过了英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总和。这样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本身对他国就是一种战略威胁，加之其不光彩的侵略历史，就更让周边国家感到不安。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综合国力雄厚并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国家，近年来还在不断调整其海上军力部署。从中不难看出，日本不仅明确地把矛头对准了朝鲜，而且很可能也会将其他亚洲国家锁定为“先发制人”的目标。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日本人自己为其做了佐证。例如，日本高层官员曾频频表示要“充分关注”台湾海峡局势，已将我国台湾纳入其“周边事态”和导弹防御系统范围，并多次以“台海发生战事”为背景进行军事演习。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扩大军事力量，执行“先发制人”军事战略的意图越来越明显，日本自卫队已不单纯是为了“自卫”，其二战后制定的和平宪法也不再“和平”。在日本国内，追求军政大国的新保守主义思想成为主流，政治上更加右倾化，狭隘的民族主义不断回归。据日本民意调查显示，支持修改和平宪法、重新获得宣战权力的日本人数量还在逐渐增加。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先发制人”的安全战略极易引发周边国家走未雨绸缪之路，即为了避免处于无还手之力的被动挨打局面，走上扩充军备、特别是构建远程打击计划或提升其能力的道路。更可怕的是，如果周边国家具备远程打击能力，“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同样选择“先发制人”的安全战略，其后果必然使得东亚地区乃至世界安全局势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
今天，日本宣称要成为“正常国家”，其选择“正常国家”这一中性词汇的目的就是向人们展示一副“令人同情”的“哀怨”的面具，而面具的背后却是不顾饱受其侵略之苦的亚洲各国的反对，一而再、再而三地参拜靖国神社。近年，日本政府甚至有首相反复参拜靖国神社这样的局部倒退。在历史问题没有得到较好解决的情况下，日本要谋求作为“正常国家”的政治权利和相关的军事权利，就难免会出现重大偏差。
因此，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必须冷静客观地思考日本的历史和现状，既不能将日本“正常国家”化看成洪水猛兽而大惊失色、不知所措，也绝不能将其视为平常之事而视而不见、放任自流；而是应该面对事实，积极应对，尽可能地使其成为稳定地区乃至世界安全局势的积极力量。这样说与前面的论述似有矛盾，多少有点理想主义的色彩，但是，应该看到，日本不是能否成为“正常国家”，而是成为“正常国家”是迟早的事情，是大势所趋。关键在于，当其成为“正常国家”后，如何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积极力量，将其控制在真正“正常”的范围，既防其军国主义的死灰复燃，又防其扩张主义的抬头。
能否实现对日本的制衡主要在于美国。美日关系非同寻常，日本与美国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及诸多共同利益，两国互为战略同盟，日本在美国战略天平中有着特殊的分量，特别是小泉内阁完全追随美国的政策，要想使它们成为两股力量绝非易事。但是，毕竟由于各自的国家利益驱使，两国之间依然存在着一些矛盾和问题。日本国内存在着反对使本国成为美国全球战略卒子的强烈呼声，美国也不愿看到日本回到军国主义或扩张主义的老路。如何利用美国，将美国变成阻止日本对地区乃至世界安全与稳定构成威胁的重要力量，值得认真探讨。当然，充分利用地区和国际集体安全机制，特别是充分发挥联合国的作用，可以限制日本的“超现实”举措；同时充分利用各种伙伴关系之间的利害关系，特别是大国间伙伴关系的互动和牵制，促使日本朝着有利于地区和世界安全与稳定的方向发展。如若不能，也至少不能使日本变成美国打造单极世界战车上的一员“虎将”。否则，亚洲乃至世界的安全局势将发生深刻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