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在反抗日本法西斯作战中历时最长、贡献最大、损失最重的中国被排斥在和会之外。至于日本应该怎样和中国缔结和约，美国主张日本应在会外与中国单独缔约，并强调“应由日本去决定”。这种把中国排除在对日和约谈判之外的做法，使中国在对日和约问题上失去了主动权。随后，日本一方面紧紧跟随美国长期奉行的敌视新中国的政策，把对中国的侵略和战败国的地位抛到了脑后；另一方面又使日本在台湾问题上可以待价而沽。台湾当局为了保住所谓的正统地位，在草拟的对日和约当中大作让步。在这样情况下，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也就不难理解了。
其次，和约单方面废止了拆迁军工设施用于战争赔款的赔偿计划，只规定以日本的制造能力和技术服务等方式对东南亚几个国家作赔偿。二战后，拆迁日本的军事工业作为战争赔偿，其意义并不仅仅是为了铲除日本军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同时也是对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进行应有的惩处。日本应该对其在二战中所犯下的罪行付出应有的经济代价。只有这样，日本才能吸取历史的教训。然而，不幸的是，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和由此而导致的国际形势的变化，日本在经济上迅速强大起来。一方面日本大发战争财，其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另一方面，对日作战的主要国家基于不同的原因，先后放弃了对日战争赔款的要求，使日本在没有履行其在物质上和道义上对被其侵略的国家进行赔偿的情况下，就迅速地走上了经济复兴的道路。没有受到对其军国主义的惩罚，日本不可能对它在二战中所犯下的罪行进行真正深刻地反省；经济上的迅速强大，无疑也刺激着日本一部分人的军国主义野心。
最后，饱受日本侵略之苦的亚洲国家所特别关心的，是怎样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然而这些问题在和约中根本没有提及，怎样“保障日本的安全”反而成了和约所关心的中心问题。美国对日本像对自己人一样一手保护起来，规定日本有“单独和集体自卫之自然权利，并得以自愿加入集体安全协定”。据此，在旧金山会议上与和约同时出笼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建立了跨太平洋的、以美日军事同盟为轴心的“旧金山体制”，从此日本成为了美国在亚洲的永久性的军事基地。美日同盟所要对付的最直接的“威胁”和“假想敌”就是中国。
可见，“冷战”给战后的东亚带来了极大的影响，迄今为止仍突出地表现在朝鲜半岛的南北分裂和中国的台湾问题上。而美国从其本国的私利出发，在日本投降前后截然不同的对日政策是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右翼势力发展的最重要的外部因素。更重要的是，这为日本否定历史提供了口实，从而使原本就缺乏相互信任的东亚局势雪上加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