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为国家选贤才
要真正了解房杜二人有什么贡献，还需要从他们担任的职务说起。
太宗即位后，就任命房玄龄为中书令，杜如晦为兵部尚书。
贞观二年（628），杜如晦除本官外又兼任侍中及吏部尚书，仍总管东宫兵马。
贞观三年（629），房玄龄为尚书左仆射，监修国史；杜如晦为尚书右仆射，仍知选事。
其中中书令、侍中、尚书左、右仆射均为宰相之职。宰相由两部分人组成，一为三省长官，二是以他官加“参预朝政”、“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头衔，由皇上指定为知政事官，到政事堂议事，参与国家大事的谋划。
本朝沿袭隋朝的三省六部制，中央有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三省以及尚书省统领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中书令是中书省的长官，中书省的主要职责是为皇帝出谋，帮助皇帝起草诏令。侍中则是门下省的长官，门下省是协助皇帝处理和决定国家大政的机构。中书省起草的诏令、尚书省拟制的奏抄（对政事初步批复的公文）都要经过门下省审核。尚书省是最高行政机关，负责执行各项命令；其长官本是尚书令，但因为尚书省长官既参与决策，又主持政务实施，权力较大，并且尚书令的官品也在中书令、侍中之上，不利于三省的分权制衡，所以李世民即位之后，就不再设尚书令，而以原来的副长官左右仆射为实际长官，从而改变了隋朝以前行政运作中心在尚书省的局面。因此左右仆射也是本朝的宰相。
宰相们上午在政事堂议事，下午回本衙办公。政事堂是宰相议事之所，初设于门下省。凡是军国大事和五品以上官员的任免，均需经由政事堂会议议决，奏请皇上批准。可以说政事堂会议是协助皇帝统治全国的最高决策机构。
房杜二人作为宰相，当然参与政事堂会议，商量各类军国大事。他们协助太宗完成了许多重大的工作。
贞观初年，正是国家事务最纷繁复杂的阶段。不仅大政方针需要确定，许多具体的政策也要不断完善。魏徵虽然为太宗提出了治国的基本方针，但在国家政务的处理上，房、杜还是最重要的人物。太宗也把很多具体的工作交给他们去完成。
贞观元年（627），太宗刚刚即位。一日下朝之后，他将房玄龄召到便殿。
“玄龄，你最会识人，原来在府中就为朕选出不少人才。现在朕要差你去做一事。”
“请陛下吩咐。”
“朕近日读书，多见古人遗训，谓官在得人，不在员多。此言甚有道理。朝廷官员关键在于量才授职，而不在于人多。如果用的人合适，人员少也能办理各项事务；如果用的人不合适，再多也像在地上画饼，能看不能吃。目前国家机构臃肿，人员编制太多。应当并省官员，随才授任。这样国家方能治理好啊。”
房玄龄答道：“陛下说的很对啊。国家草创时，制度还不完善，不仅大量任命官员，而且授官手续还十分简单。这样势必会造成官员良莠不齐。臣觉得不仅要并省官员，还要通过具体规定对他们进行严格的管理才是。”
太宗赞赏说：“卿言之有理。这事就交给你去办吧。”
“臣一定尽力。”房玄龄知道这件事情并不容易。
回到府第，杜如晦已经等候多时了。
“有大任务了吧？”杜如晦一见房玄龄的神情，就猜到几分。
“并省官员，唉！人事调整，最是难办。你也知道目前的情况。裁汰冗官已经是很棘手的问题了，还一定会涉及到太原功臣和秦府旧人，阻力可想而知啊。”
“陛下决心很大，只要于国家有利，定会获得支持的。我看你可以大胆放手去干。”杜如晦也明白其中的困难，但他还是充满了希望。
“为人臣子，自当尽力。”房玄龄轻轻但是坚定地说。
事情的进行并不顺利，如房玄龄所料，各种力量在阻碍着他。不过太宗的意见最为重要，房玄龄想明确地知道这位初登皇位的天子到底有什么意见。他去面见太宗。
“玄龄，朕吩咐卿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回陛下，臣正在进行。原来秦府中许多旧人，因为没有得到一官半职，所以有很多怨言。他们纷纷议论，说那些前东宫和齐府的人都任官了，自己怎么反被排斥在外。”
太宗听了，便问房玄龄：“卿看此事如何处理？”
房玄龄心有所想，却答：“但听陛下吩咐。”
“人君当以天下为公，而不能为己之私产。古者治国，皆明此理。如今朕与卿等衣食皆出于百姓，怎能不为百姓着想？选贤才正是为了安百姓，为百姓谋福利。所以应当问的只有才能是否胜任，而不是新人旧人。并非朕不念旧情，可是如果单以私情为标准衡量，不问才学，岂是至公之道？”
一席话铿锵有力，字字珠玑。
言罢太宗看着房玄龄。房玄龄也看着太宗，心中无限欣慰。他原来担心玄武门的阴影会影响这位自信的少年，会令李世民缺少包容和公正，不能走上治国的正常轨道。现在来看，这已不成问题。
想及此处，房玄龄拜倒，长长说了一句：“臣明白陛下的意思了。”很久未起。
太宗上前拉起房玄龄，“任务很重，卿要多多费心。”
君臣二人都微微一笑。
最后房玄龄等人定京官文武共643人，裁汰了一批官员，大大精简了中央机构，提高了办事效率。
同时，房玄龄还编写了《唐律·职制》，对各种官员的违法乱纪现象作出了法律上的制约。比如，规定指出：诸官都有法定的员数。如果主管人置员过限或者不应置而置，多置一人杖一百，多三人罪再加一等，多十人徒二年。这样就有效防止了人员超编。同时，律文中还对官员贻误公事、办公出错等现象规定了惩罚的条款。而正是因为这些制度和法律的严格实施，贞观初年才出现了政治清明的局面。